闪电评论 | 《我本是高山》斩获华表奖：以女性叙事书写山魂海魄

电影《我本是高山》以震撼人心的艺术表达，将云南华坪女高校长张桂梅的真实事迹化作银幕上的精神火炬。这部由山东卫视传媒出品的作品，继2024年摘得“五个一工程”奖后，于今年4月27日，再获第二十届华表奖优秀农村题材影片殊荣。

双重荣誉，印证了作品在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上的双重突破，也使得张桂梅的育人壮举通过光影艺术获得更广泛共鸣。

电影《我本是高山》以极具冲击力的场景，撕开贫困山区教育的残酷现实。

脆弱的电网在暴风雨中喘息，泥泞操场上的电子喇叭与下蛋母鹅构成荒诞图景，教育局长深陷泥潭的皮鞋成为某种宿命隐喻。山月、山英姐妹的求学路布满荆棘——姐姐尚未读完初中便被父兄标价2000元彩礼，妹妹在工地与超市间辗转求生。当父亲那句“养头猪还能卖两千”的嘟囔刺破银幕，观众得以窥见底层女性被物化的生存困境：她们如同温水中的青蛙，在世代沿袭的麻木中接受命运设定。

正是在这样的绝境中，张桂梅化身为劈开混沌的闪电。电影以极具张力的戏剧冲突，刻画这位"七一勋章"获得者的救赎之路：她带着800元家访，最终带回的只有山英；她冲进酒气熏天的陋室，将唐小萍酗酒的母亲拽起；她像母狮般守护着学生，将她们从延续母辈悲剧的悬崖拉回。导演用充满诗意的镜头语言，将破旧校舍置于狂风暴雨的意象中心，让观众直观感受这些女孩如孤舟般的脆弱命运，更凸显张桂梅“救人”使命的迫切性。

“我是救人！”这句掷地有声的怒吼，贯穿了整部影片的灵魂。当传统教育理念在山区水土不服，张桂梅选择用近乎“残忍”的方式破局：没有温和的“劳逸结合”，只有与时间赛跑的挑灯夜读；不追求表面的“全面发展”，专注打通改变命运的缝隙。这种背水一战的决绝，在高考志愿填报时达到高潮——即便达到一本线，女孩们仍因眼界局限只敢报考高职。张桂梅带领她们登上物理意义的高山，更攀越精神层面的认知藩篱，让观众看到教育扶贫不仅是知识传授，更是思维疆域的开拓。

影片的深刻之处，在于打破单向拯救的叙事窠臼。当学生们在暴雨中接力抢救试卷，当她们用山歌击退抢亲的父兄，当宿舍里响起“山英加油”的呐喊，这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细节，昭示着从“被救”到“自救”的觉醒之路。特别当张桂梅病危之际，学生们齐唱的《红梅赞》将她从死亡边缘唤回，这种师生间的双向救赎，将女性力量生生不息的本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创作者以克制而精准的笔触，将张桂梅还原为血肉丰满的普通人：她深夜摩挲亡夫照片时的柔情，病痛缠身时的脆弱，面对学生退学时的无力，这些细节消解了符号化塑造的悬浮感。当结尾处三盏煤油灯在悬崖上点亮，微弱却执着的火光，恰如张桂梅耗尽自身润泽群山的溪流精神——她将女孩们推上眺望世界的山巅，自己却甘作托举的基石。这种“救三代人”的教育哲学，在男公交司机加入呐喊队伍的镜头中得到升华，暗示打破性别壁垒需要全社会的觉醒。

《我本是高山》的成功，在于它拒绝廉价的煽情与造梦。那些让观众泪目的瞬间，源自对真实困境的勇敢凝视：被家暴致死的山月、深陷自卑的山英、在工地扛水泥的女孩，这些具象化的生存样本，构成对中国城乡教育鸿沟的锋利解剖。当张桂梅将食堂工作赋予酗酒母亲，当女孩们终于敢在志愿表填写“师范大学”，影片用现实主义笔触证明：真正的教育扶贫，既要烧毁千年偏见，更需点燃希望火种。

这份艺术真诚，使得作品超越传统主旋律框架。它不仅是张桂梅个人的精神丰碑，更是中国乡村振兴进程中教育突围的生动注脚。

当银幕上师生隔山呼喊的声浪渐息，银幕外华表奖的荣誉加身，我们得以确信：那些被知识改变命运的女孩，终将成为托起更多人生的高山。这或许就是电影最深刻的启示。（文/陈一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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