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春，许幸之与老朋友诗人艾青（右）、画家阳太阳（左）同游北京西郊畅观楼。
每当我唱起《铁蹄下的歌女》这首歌时，就会想起许幸之先生。“我们到处卖唱，我们到处献舞，谁不知道国家将亡，为什么被人当作商女……”这首歌是1935年由上海电通公司出品，田汉编剧、许幸之先生导演的电影《风云儿女》里的插曲，是许幸之作词，聂耳作曲，里面还有一首歌，后来成为我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是田汉词，聂耳曲。许幸之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画家、诗人、影剧编导、艺术史论家，一生涉及的面非常广，而且都颇有建树。
1983年的一天，父亲丁景唐收到一封信，信封上写的是：“上海绍兴路374号上海文艺出版社 丁景唐同志”，下面署名是“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许缄”。父亲打开一看，原来是许幸之写来的，但并不是给他的，而是写给我的。那时我父亲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任职，许幸之不知道我家地址，因此写到出版社去了。
许幸之先生给我的信写于1983年1月7日，信的开头说：“你由杨范同志以及由你父亲的信中转来的前后两函，均已读到。”
那之前，我为了写关露传，想通过许幸之先生了解一些情况。一次我去拜访杨范阿姨时，说起此事，她说她认识许幸之，并主动提出给他写信。杨范阿姨和我父亲给许先生去信后，一直没收到回信，我想他肯定工作非常忙，没有时间回信，后来才知道，原来许先生因为前一阵摔坏了手臂，接着又发风疹块，未能执笔，而让夫人代为回信，通过杨范阿姨传给我，直到他自己能写信了，就给我写了这封信。
杨范阿姨是萧红的同学，改革开放后不久，我受父亲的影响，开始研究鲁迅，进而发展到研究与鲁迅关系密切的女作家萧红，采访了不少与萧红有关的老前辈。那时经人介绍，我去拜访了离我家很近的杨范，遂成为忘年交。若干年后，她儿子竟成了我歌友。1980年初，我曾写了一篇文章：《萧红的朋友和同学——访陈涓和杨范同志》，刊登在这年4月出版的《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2期上。
1983年与许幸之先生通信后，我到北京出差，抽空约了关露的外甥女李巧娴当我的向导，一起去拜访许先生。他住在中央美术学院，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许幸之先生长得不高也不矮，眼睛被上面的眉毛深深地盖着，有点像广东人，其实他是扬州人，他操着带些扬州口音的普通话与我们交谈。
那时我正研究关露，准备为她写一本传记，知道他与关露是好朋友。1930年代初中国诗歌会活动时他们就认识了，后来，他因为参加电影工作很忙，不常参加诗歌活动，但他住在拉都路（现襄阳南路），与关露的住处很近，经常和她有来往，后搬到吕班路（现重庆南路）256弄，和关露又是贴邻的关系，来往便更加密切了。
那天，我们谈得很多，主要是谈他俩的战斗友谊。正当我们要起身告辞时，许先生拦住了我们，说他有个手稿，是回忆关露的文章，可以借给我复印，我欣喜若狂。他告诉我们，附近有个复印小店。我们立即奔出去，寻找那个小店，复印后，马上将原稿还给了他，并一再道谢。
回沪后，我仔细看了那篇文章，题目为“悼关露”，文章起头写道：“关露同志，是值得我们尊重和敬佩的女诗人，她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的优秀党员，也是不惜牺牲个人名誉地位，为党为国为人民做出一定贡献的好女儿，同时也是不怕艰难险阻、敢于深入虎穴、对敌人进行策反工作的坚强勇敢的女战士。像她这样一生经历过那么多苦难坎坷、曲折离奇的身世的人，在中国妇女界，特别是文艺界是少有的，她简直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几句话，就把一位顶天立地的优秀党员的形象描绘出来了，可以知道许幸之对关露了解之深。我发现许幸之先生是1982年12月18日写的，而关露是1982年12月5日去世的，可以想象，他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在写啊……我在《关露传》里，用了不少许先生提供的珍贵资料。
1970年代中期，我在上海木偶剧团任编剧，在完成团里的创作任务外，我开始收集国内外的木偶皮影材料，并且在父亲的帮助下，向一些老前辈请教，做一些案头工作，准备写一本《中国木偶史》。我在1982年底给许先生的信里说了我的想法，并说目前还在做案头工作，向他请教。许先生很高兴，在信中说：“关于你拟写中国木偶戏发展史，我表示十分赞赏，因为在中国往往把木偶戏视为冷门，视为不足道的民间娱乐，一直不受重视，特别是现代戏剧活动史上，简直没有它的一席之地。因此，我极为赞赏你能为这一剧种，力争它的存在和地位，并祝贺你胜利地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
许幸之先生的信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动力，在其他一些前辈和朋友们的帮助下，经过几年的努力，这本《中国木偶史》终于在1991年8月由学林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是该社的社长雷群明先生。请赵景深先生作序，他在序中说：“丁言昭虽然只不过三十几岁，却写出了这使我满意的第一本完整的《中国木偶史》。她第一次开拓了从未开垦过的处女地，真是后生可畏。”这本书出版后，我分送给全国各个木偶剧团的编剧，后来上海戏剧学院有了木偶班后，将此书复印成册，发给学生，作为必读的书。不久，学院请我去当老师，我婉拒了，因为我一方面要为上海木偶剧团创作剧本，另一方面还要写书，实在没有时间去做老师上课，虽然我很愿意当教师。
我曾在一些文献资料里看到，许幸之曾导演过木偶戏，但是具体情况不甚了解，于是我给他写信时，也问了这方面的事。
他在信中说：“关于我三十年代曾和陶晶荪（孙）合演木偶戏一事，全属传闻。”
1930年代正是左翼文化运动蓬勃开展的时期，木偶戏也随之快速发展起来。1930年8月1日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了陶晶孙著译的木偶剧本集《傻子的治疗》，这是中国木偶戏有史以来第一本公开发售的剧本。创造社的元老郑伯奇先生在序中提出：木人戏“是崭新的艺术运动的武器”。当时以陶晶孙为主，组织木人戏社上演的剧目就是书中收的剧本，有陶晶孙创作的《勘太和熊治》《羊的素描》，翻译的几个外国剧本。陶晶孙到日本留学后，娶了个日本太太，与郭沫若的夫人是亲姐妹。而许幸之先生也曾留学日本多年，因此，当陶晶孙导演木偶戏时，就想到了许幸之，请他来当舞美设计。
可能是许先生记忆有误，把“舞美设计”和“导演”混在一起了。
许幸之先生在信中说到一件关于木偶戏演出的事，那是在1930年艺术剧社举行第二次公演《西线无战事》之前，试演了一出木偶剧，但是“木偶剧的剧名和内容全已忘记，……目前这些东西只能一一深藏在故纸袋中，没有机会出版，更没有机会和读者见面。经常引以为憾！”
后来我确实尝试寻找跟这次演出有关的文献资料，但是没有找到，就像许幸之先生说的“引以为憾”！如果哪一天能找到就太好了！
许幸之先生与鲁迅先生有过交往，但接触不多，曾请鲁迅去中华艺大讲演过。1937年，许先生花了近半年的时间改编《阿Q正传》，逐步将剧本丰富和完善起来，并在《光明》半月刊上发表。
关于这个剧本的创作，还得从1936年鲁迅去世时说起。许幸之在殡仪馆中，描下了鲁迅先生长眠的遗容，当他再次翻看这张画时，又重新描画了一次。他回忆道：“这时在我脑海里浮起的已不是‘画景’，而是塑造起阿Q及其周围人物的雕像了……于是，让文字形容的‘假想的阿Q’，变而为活生生的‘有目共赏的阿Q’走上舞台，这就是我把《阿Q正传》改编为舞台剧的动机了。”1939年6月，许幸之先生亲自导演《阿Q正传》，由中法剧社演出，取得成功。
许幸之先生在信中说：“几年前，我曾接到过年已八旬的丁景波的来信，说他有意要把我改编过的《阿Q正传》搬上木偶剧戏台，后来下闻（文）如何？不得而知。随之十年内乱来临，怕他的理想已成泡影。”我后来设法去寻找过这位先生，但是没有找到。
许幸之先生信中对我说，他希望能先出一本自己的“诗选”，包括他1920年代到1940年代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新诗；然后还想出版一本回忆录集，包括鲁迅、郭沫若、陈毅、聂耳、蔡楚生、关露等，以及美联、艺术剧社、华中鲁艺等。
许幸之先生与郭沫若的友谊颇深。1923年4月，许幸之正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读书，东方艺术研究所举办上海美专师生习作展览，许幸之参展的作品有《母与子》《落霞》《天光》等。这天，创造社的创始人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前来参观，这些作品获得他们的赏识和好评，许幸之就此结识了郭沫若等人。以后，许幸之先生经常去创造社看望郭沫若等，聆听艺术见解。
1925年，许幸之经过紧张的入学考试，进入五年制的日本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学习。为了上学和维持生活，他利用课余时间外出推销廉价化妆品，常遭到冷遇和欺负。那时，郭沫若在上海学艺大学教书，许幸之把自己在日本勤工俭学的情况及考入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每次写信总是鼓励许幸之，同时表示每月接济许幸之20元，以补贴学费。其实，郭沫若月薪也仅150元。这样持续了约半年，直到上海学艺大学解散为止。
1928年春，还在日本留学的许幸之巧遇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当时郭沫若住在千叶县须和田町，正被日本警察监视，许幸之曾多次前往探望。郭沫若那时在潜心研究中国上古史，要许幸之为他搜集一些殷商以前的图片资料，以便研究。许幸之欣然从命。
在信的最后，许先生不无感慨地说：他“因年近八旬，时光紧迫，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将这些积压多年的稿件分期出版，以飨读者，并了此心愿而已”。可惜我当时能力有限，没能帮上忙。
许幸之先生于1991年12月11日去世后，其儿子许国庆和朋友为他了却了心愿。1996年10月，由许国庆编的《许幸之画集》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许幸之先生的朋友郑正主编的《许幸之诗集》于2004年1月由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2016年夏天，许国庆又开始收集许幸之的各类文献，到目前已基本编成《许幸之全集》（12卷），预计明年上半年出版。
许先生这封信写于1983年，到今天，已过去四十多年。信的纸张有点发黄，但上面的字迹还非常清晰，我似乎看到许幸之先生正在伏案给我写信，认真地回答我的问题，一丝不苟，这让我非常感动，它激发我继续在文学道路上不懈努力，力求不辜负他老人家对我的期望。
